联合国难民署:湮没于城市

2010年07月20日 - 08月19日

湮没于城市

 

关于难民的典型形象,就是一望无际的难民营里铺展开去的一排排白色帐篷。但是实际情况是,全球1050万难民中只有1/3的人住在难民营里。和这个星球上其他33亿人一样,难民们一直在持续的向城市和乡镇迁移,这个趋势从1950年代开始一直呈加速状态。在联合国难民署帮助的难民中,现在有一半的人住在城市里,其余不住在难民营中的人口则住在农村地区。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难民试图在城市中谋求生存。对于曾经是难民后来重返家园的人,以及在自己的国家内部流离失所的人口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和封闭的难民营不同,城市显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让人可以隐姓埋名,挣钱谋生,寻求更好的未来。但是城市也暗埋着危险。难民们也许没有得到认可的合法证件,也许容易遭受剥削、逮捕和拘留,他们也许会和城市中最贫困的工人争夺收入最低的工作机会。

 

以前,居住在城市的难民很多是有技能的年轻人,能够独立谋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需要特殊帮助的妇女(也许在逃离家园的过程中曾经遭受强奸和虐待)、儿童和老年人来到了城市。在巨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他们常常茫无头绪,无法顺利找到难民署得到帮助。而对于难民署来说,在城市中帮助难民也远比在难民营中天天和门外的8万难民打交道困难得多。

 

明确的一点就是——不论在城市还是在难民营,难民们拥有同样的人权。联合国难民署和庇护国都有义务来保护他们,尊重他们的难民地位。

 

为了展现在城市中生活的难民们不屈不挠的韧性,他们在挣扎谋生,照顾家人过程中保有的希望和梦想,联合国难民署派遣了著名的摄影师Zalmaï来到几大洲的数个城市。

 

Zalmaï曾经是一名阿富汗的难民。在15岁的时候他在祖母家的地窖里藏身了三个月,躲避苏维埃军队和阿富汗政府。随后他逃到了瑞士,在那里接受了教育,并且定居。

 

“在我拍摄的过程中,流离失所的人们最打动我的一点就是,”Zalma说道,“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很少。他们只想要最基本的保护和最基本的人权。他们不会说:‘给我们钱。’或者要房子要工作。每个人要求的只是得到保护。”

 


 

 

Zalmaï:与离乡背井者之间的共鸣

 

无数奖项的得主摄影师Zalmaï穿行全球,探索逃亡这个主题和多个国家中流离失所者的状况,足迹遍及印度、乍得、约旦、黎巴嫩、马里、菲律宾、印尼和阿富汗。他和联合国难民署已经数度合作,拍摄黑白照片。

 

在“湮没于城市”这个主题摄影中,Zalmaï记录了南非、马来西亚和哥伦比亚境内的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口的奋斗和希望。这次拍摄是他所经历过的最具挑战性的工作。

 

“这些人生活在城市中,但是他们不存在。”Zalmaï说道,“你很难找到他们。他们害怕被遣返,害怕警察,害怕拘留中心。他们觉得自己很弱小。有些时候他们唯一的掩护来自大都会本身。所以他们努力让自己湮没在城市中。”

 

尽管不喜欢被定型为曾经的难民(在1979年苏联入侵之后逃离了他的原籍国阿富汗),Zalmaï相信这份经历令他对于很多拍摄对象产生特殊的共鸣。

 

他说他最自豪的“奖赏”不是他无数奖项中的一个,而是来自生活在马来西亚的一名钦族难民长者的赞许。他说:“你和别的人看我们的目光不同。你把我们当成同样平等的人来尊重。如果有更多的人像你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马来西亚:难民自助

 

几年前联合国难民署在吉隆坡为难民组建免费的健康门诊,工作人员是来自马来西亚首都的医生和护士。始建门诊之时,这些医务人员得知在他们的国家还有难民存在都非常惊讶。

 

可想而知在马来西亚城市和乡镇中的67800难民有多么的默默无闻!他们并不生活在难民营里,而是在便宜的公寓和房子里和其他马来西亚家庭比邻而居。这些难民绝大多数来自缅甸,也有一些来自阿富汗、索马里和其他国家。他们可能2,30个人挤在一个小公寓里,与世隔绝。他们通常害怕出门,怕因为肤色不同而被排斥,或者因为非法入境而被拘留。

 

和其他许多亚洲国家一样,即便是难民署官方认定的难民身份也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难民们不能合法的工作,所以可能在从事本地人不愿意干的肮脏、危险和艰难的工作时受到剥削。“找工作的时候雇主总是要求看身份证。”一个阿富汗难民说,“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得到过一张身份证。”一个来自缅甸的钦族年轻人不想要慈善救助:“我们不想乞求救助。让我们工作,我们可以养活自己。”

 

和其他国家不同,马来西亚的难民努力团结起来自助,来弥补官方服务的缺失。联合国难民署、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们都为这个设想提供帮助,但是最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难民自己。就算不离开安全的家,难民妇女也可以制作刺绣布料、针织披肩、贺卡、传统食物、珠饰品和珠宝,由马来西亚志愿者带到市场上去出售来维持家用。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社区学校,学校通常由难民教师和志愿者管理。尽管他们满足了一项至关重要的需求,但是社区学校不可能接收所有难民署登记的10000名学龄儿童。在另一个层面,社区团体为逃亡中的人们提供了重要的支持。“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家庭和祖国。”一个在马来西亚的缅甸难民说道。她现在是一个妇女团体的一员。“这些新家庭的姐妹们给我力量,帮助我渡过难关。”

 


 

 

南非:谋求共存

 

南非是非洲少数几个登记过的难民和寻求避难者可以合法自由迁移,可以获得社会服务、和本地人口竞争工作的国家。

 

尽管这些宝贵的权利得到官方的承认,现实却是难民们往往和本地最贫困的人口竞争着最差的工作——尤其近些年来随着数百万人因为津巴布韦的政治和经济困局的涌入而更加恶化。

 

“在南非,我见到有人睡在公园里或者废弃的仓库里总是特别难受,”摄影师Zalmaï说道。“他们生活在大城市里,但是甚至没有片瓦遮身。约翰内斯堡有非常富有的人,也有在垃圾堆里找东西的难民。”

 

“大部分难民以前有着很好的生活。” Zalmaï续道。“最让我难受的是他们丧失了尊严和希望,不得不在垃圾堆里找吃的填饱肚子,更甚的是还要被当地人看不起。”

 

意料之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每当经济不景气,城市和乡镇里的难民就成为当地人发泄怨气的目标。在2008年5月,约翰内斯堡爆发了暴力排外的风潮,并且迅速蔓延到了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60人在冲突中丧生,另外有10万人流离失所。

 

最恶劣的暴力事件发生在首都比勒陀利亚附近的阿特瑞吉威尔。在那里,联合国难民署帮助南非和索马里商人达成了详细的和解协议,解决最初的贸易争端。这个争端导致索马里人开的商店被焚毁。联合国难民署还协助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开展反对排外的工作。

 

“我们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我们相信......人类可以和谐共存。”南非索马里人协会的阿卜杜·哈桑说道。“我觉得在学校里我们应该多向人们介绍其他国家的事情。”

 

40岁的刚果难民乔舒亚·波康比在约翰内斯堡的暴力事件中失去了所有财产。他简单的说:“我喜欢这个国家,我想留下来,但是这个国家不想要我。”这个七个孩子的父亲又说道:“如果我是个女人,我会天天哭。但是我是个男人,我不能那么做。我必须为了家人而坚强起来。”

 


 

 

哥伦比亚:为权利而斗争

 

在被世界遗忘的这个地方,内战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导致了350多万哥伦比亚人被迫离乡背井,每天还有更多的人加入逃亡的队伍。一部分人逃往国外,有80%的人逃到了本国的中心城市。

 

对于大多数逃亡的人来说,见识了爱人被杀,或者将孩子从强迫征兵的威胁中营救出来,城市和乡镇代表了宝贵的安宁。但是在城市,他们通常只负担得起住在最贫困的郊区——有崩塌危险的山崖下或者可能被淹的海滩边。这些地方往往没有自来水、电、路灯和排污系统。

 

来自农村的农夫们和其他人常常会觉得在乡镇或者城市谋生很困难。在农村,威尔逊和布兰卡·马蒂内(为了保护他们,名字作了修改)发觉以前要养活他们的七个孩子很容易:“我们有自己的米和大蕉。我要做的就是从河里捞些鱼做午餐。”威尔逊一家现在住在首都波哥大郊区。“现在没那么容易了。这里所有的东西都要买。我们每天都要想办法挣钱买吃的。”

 

伴随着哥伦比亚流离人口的还有精神创伤。曾经可以独立工作或者独自在家的妇女,现在总是需要别人陪伴在身边。孩子们看见警察就会发抖,并且为他们父母在贫民窟里被迫从事的低等工作而感到羞耻。

 

联合国难民署正在和哥伦比亚政府合作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服务。其中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和政府长期合作为300多万流离失所的哥伦比亚人提供了身份证。

 

身份证件帮助当地政府保障流离失所者的权益,比如教育。流亡中的父母和儿童常常可以在乡镇和城市中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些活动经常得到难民署的支持。而这样的机会在他们流亡的路途中或者在非正规武装控制的地区是没有的。

 

拉丁美洲对流离失所问题并不陌生:在不到20年前,一群难民逃避军事独裁而到其他国家寻求保护。今天,随着民主制度在该地区绝大多数地方的建立,这些国家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团结的范例——向难民敞开大门,保护他们,帮助他们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