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一桩暴力事件。众多种暴力之中最容易消失匿迹的那一种。
来了两个女人。朱从北京来，举着相机，四面八方地看；翁是本地人，她有些懒惰和愣神，对于追问无头的事情，她总是发着牢骚。两个人说是要跟着蛛丝马迹，去查查大家都说不清楚的谜题。
结果呢？
当然失败了，她们自己也这么说。
整件事情好像在一个巨大的跷跷板的横梁上，你只有坐在你的位置上才能看明白。她们花了一年时间，拍摄鸡毛蒜皮、稀奇古怪的片段，镜头磕绊在那些侧面的描述和小心翼翼的好奇里，捕捉广场晃动的人群与酒厂车间冒出来的蒸汽。
像鬼打墙，华北平原拒绝了她们的侦探剧本。镜头和笔记本很快就偏离了计划中的轨道，她们陷入僵局，仅剩难以还原的传闻、不可回述的档案：只好拾取牛棚里的药、水库里长城的倒影、草屋里的泥丸子、烧煤剩下的煤渣。她们还收集麻将片、版画模具、食盒、秤砣等布满时间痕迹的遗物，考古一般推测不久以前的故事。耳边响着女播音员不容置疑的声音：“北京只是远方的某个点，皇宫甚至比一个点还要小。”
最后，她们来到了今天，这间屋子里。连河里的鸭子都知道，这已经是另一个冬天了。戏台已经拆除，只有故事，在故事之外，日子依然继续。
记下来的故事不一定是部侦探片或纪录片，而是一些关于日常实践的小道消息。它注视那些“没有专有位置”的缝隙中的人，以及他们利用时间、机会和机智“偷猎”生活的艺术。两人的工作最终变成一种无奈的打捞：一个在北京和河北的距离里找不痛快，一个在同乡的故事和物件里找个人的余音。她们拍下来的东西、写下来的内容，不是档案馆和文件柜里的真相，而是你、我、他，在后厨、酒桌上、在田埂上，都愿意嚼一嚼、传一传的流言——那些又荒诞、迷糊、又似是而非的话语，关于他们怎么活下去。
大家都说，真有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