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制八班——文野个展

《普制八班》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离别的故事

物证、缺席与重聚

——文野作品《普制八班》中的记忆、情感与社会史

● 文/海杰

摄影对物的凝视，本质上是将日常经验转化为历史证据的仪式，或者说，在一种符号代言的场域里重新回到对于人作为主体的审视和追忆当中去。当镜头剥离人的主体性，物便成为肉身缺席的代理人，以褶皱、磨损与褪色构建起私人记忆、死亡以及社会史的交叉叙事。这种“物证摄影”的谱系中，日本摄影师石内都的《母亲》与《1.9.4.7》堪称典范：前者通过母亲衣物的遗留的种种生活痕迹的展示，进行追忆并实现一种情感的补缺，并最终将个体死亡升华为生命记忆的切片；后者则以同龄女性皮肤遭遇的痕迹为焦点，直击战后一代人身体与时间的博弈。而在托马斯·鲁夫（Thomas Ruff）的《肖像》系列中，人脸被剥离情感与身份，仅剩像素化的表皮，反以绝对的客观性催生观者对身份政治的想象。物证摄影的悖论恰恰在于，越冷静地凝视，越能唤醒被遮蔽的历史暗流。

当一群上世纪90年代的制药专业的学生告别校园，携着青春的余温与理想的微光，散落于社会的洪流，天各一方。从此，记忆如断裂的河流，支离破碎却又暗自涌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离散并非终结，而是另一种酝酿——时间在每个人身上刻下痕迹，堆叠成无法逆转的距离。那些曾在同一空间里共振的面容，如今被岁月打磨，陌生而熟悉，令他们在重聚的念想前犹豫不决。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揭开时间的幕布，去面对那既亲密又疏远的目光。然而，当他们各自的随身之物——那些承载了身份、审美与生活印迹的物件——再度聚首，这些物件便开启了另一种叙事：它们不仅承受着与此并无关联的观众的凝视，更在同学间勾连起情感与记忆的微妙打量。物品作为情感和记忆的媒介，以摄影的方式重回历史现场。这些给物拍摄的肖像，本身就是目光的诗学，情感的视觉样式，记忆的生物学样本以及社会史的考古残片。

摄影师文野所做的正是这样的一件事，他的作品《普制八班》延续了物证摄影这一传统，却将物证的触角伸向更隐秘的集体记忆场域——39双来自作者曾经的同班同学的旧鞋。这些曾属于1994届四川省医药学校普通制药8班学生和班主任的鞋子，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被抽离原境，既是产品广告式的平滑的作业方式和观看习惯，却又以近乎法医解剖的精度呈现：磨平的纹路、褪色的漆皮、脏兮兮的鞋帮，乃至高跟鞋上顽固的艳丽，皆成为时间与记忆的残酷切片。与苏菲·卡尔（Sophie Calle）在《盲人》中通过盲人对于美丽生活的描述重构他人生活的偷窥式叙事不同，文野的镜头刻意回避了鞋主的身份线索，仅以鞋子的真实状态与残损程度为索引，迫使观者成为考古者——从鞋跟倾斜角度推测职业习性，从磨损分布想象身体重量，从款式新旧窥见个人境遇与命运起伏。这种“缺席的在场”，不仅使观众化身为时间的考古者，也调动了他们的记忆图谱，加入到观看带来的回忆之中。  

物的沉默，往往比人的诉说更具历史穿透力。比如艺术家宋冬在《物尽其用》里，跟母亲合作，将数量很大的家庭日常物进行编排展出，那些物品本身会向观众讲述一个家庭记忆；当我们在看石内都拍摄弗里达·卡罗的遗物时，那些遗物的并置揭示了痛苦与艺术的共生；回过头来看文野的《普制八班》，摄影师则通过鞋子磨损的差异化，似乎也在暗喻时代和经济转型并高速发展过程中一代人的命运分野——有人鞋子朴素甚至走形，似乎是长年奔波于生计，无暇顾及身份与形象，也不介意穿戴的更新；有人的皮鞋崭新如初，或许已跻身无需劳顿的阶层；部分鞋子，外表虽然看起来还比较新，但被汗渍浸透得斑驳的鞋内，展示出鞋的主人对这双鞋的长时间的使用及无暇保养；而一双突兀的绿色高跟鞋，则以不合时宜的张扬，成为集体叙事中的异质音符，这令观看者在投身于观看的时候，偶然出神，到底鞋的主人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同样年龄段，同样的求学经历，而她的鞋子替她展现的生活美学如此与众不同，那么她的生活与其他同学的分裂点到底出现在哪里？这种疑问的产生，正是我们理解文野作品的路径所在。迥然不同的鞋的写真，意味着迥然有别的命运肌理。而这些物证必然会由于摄影师对它们的集结、拍摄与排列处理构成一段共同的历史，以及可以作为个案的社会史切片。在其中，时间无所顾忌地展现着它隐形的暴力，鞋子使用的痕迹表现着这些时间的暴力痕迹，而人的身体在此缺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命运的缺席，恰恰是这些物理属性的物品的表情实存映射了他们这些制药专业毕业生的生活现状与时代境遇。身体与物，皆是时间与历史的伤痕载体。 

文野的影像克制到近乎冷漠：统一的白底构图、冷静的侧光、拒绝情感介入的特写，令人想起类型学的规制，正是这种“档案式”的疏离，让物的私密性得以公共化。当一双鞋的褶皱被放大为时间的等高线，个体的生命史便与1990年代国企改制、城市化加速等宏观叙事悄然缝合。这是这一代人共同经历的时间与记忆。

之所以文野会在所有可以选择的物品里，最终确定了“鞋”这一物品，可能是鞋本身所具有的审美识别性，以及它本身是所有穿戴里最易磨损的物件。鞋与行走有关，它是身体的延伸，是社会性的名片，也是社会互动中的媒介，它既实用又符号化，连接着个人与群体。而摄影师文野以此为切入点，准确地指向了他们这代人所经历的频繁变化的时代转型的发生和人在其中所经受的“磨损”。因而，给这些鞋拍摄肖像，事实上，就是观察人的表情，以及附着在人身上的社会史。当直面这些被去除了所有干扰因素的物品肖像时，令我想起艺术家储楚早期的作品《物非物》里那些巨大的铺满画面的剪刀、锅等日常物品。“物非物”这一精神属性，也指出了日常物品中承载的身体与社会信息。

因而“物品”也构成了当代摄影的重要命题，这不仅存在于前文所说的石内都等人的创作实践中，也可以在沃尔夫冈·提尔曼斯（Wolfgang Tillmans）、杰夫·沃尔（Jeff Wall）、苏菲·卡尔以及中国艺术家黎朗等人的作品中频繁见到。

物的秩序，即人的秩序。而文野的《普制八班》里的鞋子更进一步——当39双鞋以肖像的方式被观看时，观者不仅看到个体差异，更感受到集体命运的无形框架：同一班级的起点，经历三十年的社会震荡，最终在鞋的物证中显影为参差的命运图谱。而经由这些鞋子的肖像的聚集与展示，势必会作为一种邀请，将这些鞋子的主人们重新聚集在一起。因而，这些作品如同跟岁月和命运谈判的媒介，在替他们的拥有者卸下负重与现实刻痕之后，重新激活他们共同的记忆与情感，再一次回到曾经的生活学习空间中来。由此看来，这个作品意义的溢出，事实上是一次跨越了时代的聚首与生活的事件。节制变成了温情的预演，而凝视则是语言的回归。

物证摄影的魅力在于物品本质上不沉默，它以自己背负的信息的方式言说。《普制八班》以精确的物性和极简的凝视来言说：每一道裂痕都是确凿的，每一处褪色皆不可篡改。当镜头将这些物证从私人储柜拖入公共展厅，鞋便不再是鞋，而成为一代人命运的镜像——与之对应的，不全然是他们的表情和名字，更是三十年社会转型中未被言说的磨损与韧性。

2025年4月3日-5日写于燕郊

2025年6月8-9日改于沈阳